高等妓女的日常活动中，性关系占相对次要的位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一日从中午开始，按照同客人的亲疏程度安排会面和活动。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里，抽烟、打瞌睡、缝衣、结绒线、画画、喝茶，但也可能去会一个熟客、上街购物，或在妓院外租来的房间里同他会面。傍晚时分吃中饭，化妆，准备好出堂差、赴筵席；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走红的妓女则应酬时间还要长。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车兜风；到了20世纪20 年代及后来，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厅。黎明时分她上床睡觉。
叫局和出局

有个西方的评论者写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中国书中的证据的话”，一帮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简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时期----约从1870年到1926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那么享有盛誉。

“社交场合”可以是菜馆、酒肆、茶馆、戏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这样的场合，提供娱乐消遣，使男人们的饮酒、看戏、牌局或谈话等活动有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色。

对场面上的男人来说，必须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这种社交仪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须酬应如流，才会使活动又得体、又愉快。召唤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场合曰“叫局”；叫局的办法是差遣戏院、酒肆的侍应将红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娱乐消遣场所雇用了专门送局票的人，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妓女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轿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龟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后来就改坐包车了。年幼的、质押身的或卖绝给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佣人跟着，年纪大一点、名气也大的妓女出局，则要好几个小大姐陪着。

有一个写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谈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谓“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员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学士将官场的用语和等级体系搬到妓女身上，表现了机智的自嘲心态。这样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径自将这套官方用语拿过来用。20世纪初，高等妓女乘轿子出堂差时有男仆手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 20世纪30年代有个作者写道，他还记得幼时看见这样的灯笼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如此大胆擅用官方语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到30年代时，乱用官方语言引来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声的道德说教。娼妓业的意义变了，就此可见一斑（详见第三、四部）。

一位洋观察家看高等妓女，调子就多少有些轻浮：

她们游来荡去，从一家饭店到另一家饭店，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为主人的宴会增添欢乐活力，却如无线电控制的出租车一样，始终同总部保持着联系。她们的光亮的私人包车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市中心急驰飞奔，穿行于林立的饭馆旅社之间。车的前灯后灯照得人晃眼，垫脚板上还藏着一盏聚光灯，映照出她们迷人的小脸庞、乌黑头发上的荷花，最后还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们身上闪烁发光的珠宝。为防止珠宝被人抢走，总有个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车后；装着充气轮胎的人力车迅疾地轻盈地移动着，跑腿的手紧紧把住车的一角。

每当客人填写一张局票的时候，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小生意，牵动了一张利益网络。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费（1891年时是63个铜板）。开出局票的菜馆或旅馆有一本记事簿，将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账记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馆的人去妓院收账，一局收70个铜板，曰“车马费”。妓院也有一本明细账，每次出局都有记录，到时候一一核对，防止菜馆将没出局的也算了进去。19世纪末的局资为 3元（此为“长三”的“三”字的一种意思，长三是对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了多做生意，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而这一块钱中，妓女“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弦伴奏的乌师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幺二”妓女档次略低于长三妓女，出局收两元，然而她们和长三不一样，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到了30年代末，付局账已不再是当场交易，而改由妓院记账，按节度结算。

高等妓女出局时所做之事，依场合、本人走红的情况以及与叫局客人的熟悉程度而有所区别。原先所有的出局妓女都应唱一曲，并有乐师伴奏。然而，随着她们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唱优角色，而叫局的又通常是在旅馆的房间，许多妓女也就以几分钟的清谈代替了唱戏。一部指南书说妓女每晚要应付差不多30个局差，必是疲惫不堪，这或许就是她们故意不带乐师以逃避唱曲的原委。还有一种“代轿”的办法也表明妓女对自己的日程安排有某种支配权。倘有妓女不喜欢的客人叫局，可又不敢推却，便可请一姐妹代她出局，对客人只说是她病了或另有堂差。时髦妓女日程爆满，除非有心里特别喜欢的恩客，否则只呆上几分钟就走，去应付下一档差事，哪怕客人已等了她一两个钟头也不管。晚上10点以前一般都是应菜馆酒楼的局差，10点过后才应旅馆的（也不过是清谈，只是不在公众场合，也不必那么急匆匆地赶场）。

冶游有繁缛的规矩，也是这套复杂的程式造就了上流社会男性的行为标准。指南书以大量笔墨指点嫖客如何达到上流标准。如果嫖客想点尚不相识的妓女，就有指南书指点门径，奉劝他最好由该妓的常客介绍，在局票上写明是代那位熟客叫局，如此妓女或肯来坐上片刻。作者又告诫说，若不这样做，妓女会“颇形落落”。又劝客人注意举止，不可随便。如一部指南书所说，这只是试探性的“打样局”，“犹之商店中参观货场”，但作者的口气明白无误地在说，客人和妓女一样，也处于被试探的地位。有意问津又无熟客介绍，则可在香烟店里买到列了妓女名字的小电话号码簿。

许多叙述都流露出哀伤的语调。1936年的一部指南书感叹说，市面不景气，狎妓也容易了，“妓女迁就”，客人地位低点的、出价便宜点的都肯，故亦无须再经熟客引荐。但即便召妓方便了，也不用人介绍了，客人仍不可造次。有位作者呵斥道，“如在报上见某妓的历史而叫打样堂差者，切不可举其隐秘相询，以免惹其心中不快，而冷淡你。”作者还接着告诫说，叫打样局者“不可太放浪，以免露出极相”。打样之后，嫖客便可以自己的名分召妓了。书上指点说，堂差最好“专叫一人，每日叫一次，一节亦不过百元左右”。又说，总叫“打样局”的人是无法同任何一个妓女搞好关系的；再说，每次叫不止一个的话，也要给妓女笑话，被说成“垃圾马车”，妓女自然也不肯专心应酬。

妓女应堂差，也须像客人一样，一言一行都要照例规办，不可出格。指南书详述妓女的行为规范，嫖客可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妓女的举止。这些规矩增强了堂差的社会性质：在公开的社交场合，妓女的举止应让客人在他的同伴面前显得很有“面子”。妓女到场应先招呼常客。若有特别稔知者在场，妓女就应请求“转局”，然后在熟客边上坐下唱一支曲子。如乐师没有到场伴奏，她不唱了，须客气地向客人告罪，免得他气恼。妓女应坐在客人边上，但不要同他喝酒，以示客妓有别。如客人定要她喝，妓必对全场客人说声“对不起”。若客人划拳输了，非要妓女代喝罚酒，则她可以喝酒但不可吃菜。不愿喝酒的妓女必须委婉地推却，不过如客人醉了或非让喝不可，则只好答应，抿上一口。妓女离场时须礼貌地告辞。有的妓女叫客人扫兴，应差到来却“漠然不动”，不寒暄不唱歌，只“任娘姨大姐辈胡乱了事”，自己却如“泥塑美人”端坐一旁；这样的妓女受到讥嘲，谓“小人得志乱癫狂”。指南书中充斥着这样的细节，正是要教会嫖客如何识别自己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除了在菜馆或旅馆叫简短的常规堂差外，客人可召妓来酒馆陪同他和友人喝酒（“酒局”），陪他们去戏院看戏（“戏局”），陪他们打牌并从赢家抽头（“牌局”），有时还通宵陪着打牌或做别的事情（“天明局”）。19世纪后期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方式，那就是邀约妓女乘坐漂亮的马车兜风。最早时这也算叫局，但最终成了男人拥妓的展示方式，与他们相伴的是美貌的妓女，她们身着西洋装、东洋装抑或旗袍。有指南书赞叹道，路人见其沿街徜徉，装束入时，甚为悦目。有一部游记回忆马车经过的情形说：“尘埃倏起，雷霆乍惊，而红装绿鬓，已铿然一声，穿花拂柳而过。”

沙发

板凳！

永远都 不能萧条的 行业

　　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繁荣的行业!

应该合法化,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大家都自己打飞机,这个行业自然就自己消失了.

看看

旧社会的妓女规矩不少阿。
现代的XX只会TUO裤儿要钱了－－道德败坏啊！

哈哈
你真N！

写得不错哟

。。。。。。。。。。。。。。

大上海

存在就是合理的！

沙发

一百年以后叫－－－－出台

这是一个不给发营业执照的职业，而他又永远存在的职业．永远不会破产，只要是有人生活，地球上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