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曾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主张国共谈判，和平建国。
1946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调处三人小组。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留住北平，同年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治中被蒋介石调派到新疆处理“伊宁事件”，并于1946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新疆省主席。在抵达新疆之初，张治中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复杂的矛盾纠葛之中排除险难，把被盛世才拘捕了多年的中共干部和其他进步人士130多人释放，并派出专车和士兵护送至延安。为了保持新疆的和平局面，在“伊宁事件”和平解决后，张治中力促组成了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制定了“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苏亲善”为主旨的施政纲领，并根据和平条款，组成了联合政府，经过协商，颁布了尊重民族自治权力的施政纲领，在新疆各级政府中大量使用各民族干部。
后来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张治中还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积极作用。正如彭德怀在与张治中飞抵新疆时，对陶峙岳、包尔汉和欢迎的人群说的：“陶将军、包主席及其部属功不可没，党中央、毛和周副主席对各位的义举十分赞赏。当然，还有一位功臣我们也不能忘记，这就是张治中将军。”
在毛的直接指示下为新疆和平解放出力
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团长，和其他团员一起留在了北平，但他的身份还是国民政府西北行政长官。他在北平与新疆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继续行使他的指挥权。
新疆要和平解放，关键人物是陶峙岳，他是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在胡宗南手下多年，根深蒂固。新疆的十万人马中，除了马步芳一个军的骑兵部队和盛世才属下的两个旅外，都是陶峙岳系统的部队，在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中，没有力量能与陶峙岳分庭抗礼。陶峙岳本人一直受蒋介石嫡系所排挤，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后，将他调入新疆，成为张治中的得力干将，为张治中稳定新疆复杂局面立下了功劳，对张治中自然是心悦诚服，志同道合。因此，由张治中出面与他沟通，是再好不过了，事情的成功率自可大大提高。
经过一天的准备，并报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审阅，张治中给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电文于9月10日发出，电文要求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电文拍出后，张治中怕他们想不通，又想到许多应该讲清楚的问题，于11日又发出一个给陶峙岳的电文，分析了新疆和平起义的症结和处置办法，就9个方面的内政外联问题作出指示，尽量使和平起义的各种因素都考虑周全。
一连几天，不见新疆方面回电，张治中心中有点着急，不知道新疆方面意欲如何。实际上，陶峙岳、包尔汉要处理的是内外多重复杂关系，他们还要保密，不能轻易将真实想法透露出去，直到9月17日，他们才复电张治中，表示：对和平起义之事，正在审慎筹议，前提是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维护新疆全省的稳定安宁，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在这些工作做好做充分后，将立即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希望张治中能来新疆。陶峙岳还专门复了一电给张治中，就张治中提出的9个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请张治中随时给予指示。
接连读到这两份电文，张治中舒了一口气，陶峙岳、包尔汉那儿的起义大事，看来是万事俱备了。张治中于9月24日给陶峙岳、包尔汉回了一电，对他们响应中共要求的和平解放新疆宣布起义的积极态度表示充分肯定，并告诉他们，毛主席读了他们的电文感到很高兴，至于自己何时前往新疆，当由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来决定，等行期一定，即发电告之。
有了张治中的沟通，新疆方面也摸清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底牌，知道和平起义乃上上策，利国利民利己。于是，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起义通电由陶峙岳领衔签署，各师旅长联名，表示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毛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成立庆典上，张治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已经进入了“和平建设的大道，开辟了远大光明的前途”。他以亲身经历呼吁道：“过去人们一直盼想的安定新疆、建设新疆，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们要共同为之奋斗！”
汉维两种文字\汉人居住的地方贴正面带印的,维族人居住的地方贴反面维文\新疆省政府布告中华人国三十六年\主席张治中
周恩来百般保护无济于事 张治中命殒“文革”
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视查
何虎生
“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日红卫兵就上街，以“除四害”为名，到处展开打、砸、抢。在北戴河，张治中听了之后，感到万分惊讶，不可思议，不知所措。直到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未返京的所有党外人士传达中央文件，说明安抚之后，大家才安下心来。8月28日，张治中坐专车回京。可万万没料到，回到家才两小时，就接到组织上电话，说红卫兵要上门破四旧，这显然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说是破四旧，实际上是红卫兵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打开保险箱，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小佩剑，呼啸而去。张治中由于事前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不动声色，安详地躺在靠椅上望着。红卫兵走后，张治中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红卫兵临走时对秘书说：“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像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马上跑到街口的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好些语录挂上。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右二)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应该指出，十年内乱中，张治中是始终受到周恩来的周密保护的，他是重点保护人物之一。他的住宅附近还有几位保护对象，所以北京卫戍区特别在张治中住宅附近派一个营部、一个连，派在张治中家里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一位战士。卫戍区的一连战士经常戴上红卫兵袖章准备着，一有电话就马上出动前来。可是红卫兵一批接连一批，不分日夜，来的太多了。一天少数红卫兵冲进来了。他们看人多，没敢动手，但指着张治中的鼻子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把张治中气得要死。警卫员狠狠瞪了红卫兵一下：“他是首长，你们管得着吗！”
后来，张治中将军的秘书给周恩来值班室打了电话。周恩来知道了，就在第二天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说：“你们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他是我们的朋友。重庆谈判时，他坐专机到延安迎接毛主席，谈判完了，他又护送毛主席回延安，他那里你们就可以不去！”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毛泽东也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民主党派人士。要和红卫兵讲，在共产党以前就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可周恩来还不放心，第二天就派人把张治中接到另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四人帮”不死心，利用红卫兵造反派搞所谓抓叛徒运动，抓住张治中把盛世才在新疆关押的一百多名中共人员释放护送回延安一案大作文章，硬说这里头有叛徒集团。康生更具体指明是马明方等勾结张治中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云云。周恩来知道了，就在红卫兵集会上把案情说明，指出这个案子没有问题。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江青勾结康生搞了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两份黑名单，张治中名字赫然在上。也不知是谁保的驾，或是“四人帮”分批来斗没有轮到，张治中又幸免于难。
张治中是经得起考验的。他虽然受到冲击、迫害，但对党的忠诚始终不变。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笑问张治中：“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什么？”张治中回家后一再津津乐道，表示对党中央毛泽东无限感激之情。由于“文革”的冲击和迫害，张治中的身体很快垮下来。张治中临终前半年，就是1968年10月17日预立遗嘱。当时他的病已渐入膏肓，不能坐起执笔，于是在床上口授由秘书笔录签字。遗书有以下一些话：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
“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闭岁月宽’了。”
“我已不久于人民，我别无他念，我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张治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毫无怨言，对共产党忠诚如故。临终念念不忘的是台湾问题，没有半句说私事，真是“语不及私唯尽瘁，遗言掷地作金声”，精神境界是很高的。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一直是他心头的大事，从1949年到1965年间，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参加对台广播及给台湾故旧去信，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祖国建设，详陈利害得失，指明时机和出路，希望台湾回归祖国，但他却再也无法看到这一天了。这对于一个一生致力于统战事业的人来说是最大的遗憾。由于“文革”中家属亦多牵连，张治中心情十分抑郁。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79岁。
